有一次，一个搞科研的人把自己杂七杂八的文章凑在一起，去敲钱学森的大门：“钱老师，久仰大名，如雷贯耳。您是我心目中最为敬仰的权威。请您百忙之中，为拙作写个序吧。您的大恩大德，我一定没齿不忘！”来者还拎来了不菲的礼品，但钱老却一口回绝了。有人说他不近人情，钱老说：“这样的‘借名’者，多是拉大旗作虎皮。不想在学术研究上坐‘冷板凳’，只急着要一举成名。帮他们，其实是害他们。自己的路，还是让他们自己去走吧。”而对那些真正潜心研究的人，钱老从来都是热情支持和帮助。有一次，他得知一位教授在搞模糊数学，觉得这是数学里面新的前沿，很有意义，就把他约到办公室一起探讨这个问题，之后指导写论文。论文写好后，这位教授说：“您花了那么多心血，我建议这篇文章我们两个署名。”钱老说：“科技论文署名只能署干实活的。如果说我给你提过几点建议，你觉得合适、接受了，最多在论文的结语提一句就行了。这是世界学术论文的惯例，我们必须坚持。”
作为被人仰慕的专家，面对至为虔诚的求序者，一般人怎好意思拒绝？但钱学森却深知这样的“借名”之害，所以勇于坚守自己的原则，不为人写序。而对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，却又能极尽人情，无私成全。原则与人情，钱学森把握得就是这样有尺度、有温度，做到了情理兼容，恰如其分。
二十多年前的一天，河南一位不太出名作家的女婿在南阳市南召县出了车祸，想找二月河给县里有关领导打个招呼，在处理事故时给以关照。但怕二月河拒绝，就约和二月河关系很好的作家秦俊一块儿去见二月河。二月河听了很为难：“我从来没有为亲朋的私事麻烦过领导，我相信这个事县里会处理好的，无非是多赔少赔几个钱的事。你说人都在医院住着，我也不能不管，昨天我收到一笔稿费，也不多，就2500元，算我为女婿买点营养品吧。”边说边把钱拿出来给了这位作家。这笔钱现在看来不算什么，可当时相当于一位处级干部三四个月的工资。如今，二月河去世，秦俊在追忆和二月河的交往时，谈到此事感佩说：“处世有原则，又不失人情味。”
交际中的原则与人情，在一些人看来，是一对矛盾，其实不然。二月河既坚持原则性，不拿地位名气去压服他人，不为亲朋私事麻烦领导，去领导那儿打招呼，又讲究人情味，怀着极大的同情心拿出一笔稿费表示慰问。如此把握好与他人交往的度，将原则性与人情味完美地融合在一起，二月河的交际之道确实令人赞叹。
梅贻琦是清华大学任期最长的校长，清华人尊称他为“永远的校长”“终身的校长”。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，北大、清华、南开三所大学南迁至昆明，组成西南联合大学。当时的云南省政府主席是龙云，他对西南联大在人、财、物等方面给予了很大支持，做校长的梅贻琦很是感激。龙云的孩子当时报考联大附中，但没有考上，他就想找梅贻琦走走后门，让梅贻琦关照一下破格录取。有一天，他特地登门拜访梅贻琦，请求梅贻琦对孩子给予关照。梅贻琦没有马上表态，而是留龙云在家里吃饭，并请联大教务长潘光旦作陪。在酒席上，梅贻琦请潘光旦派老师晚上为龙主席的孩子辅导功课，以便孩子明年再考，并言明老师的家教费由龙云出。龙云一看梅贻琦这样坚持原则，也不好再说什么，就爽快地答应了。
因为学校搬迁，梅贻琦和龙云打上了交道，但他能做到不谄媚，坚持原则照章办事，婉拒高官“走后门”，不随手送人情，同时他又能设身处地为其着想，帮助其孩子补课。如此既有人情味，又按原则办，实乃让人敬重不已！
一来一往中，也就产生了人情往来。人情之中有原则，交往之中有底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