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6年6月，33岁的肿瘤外科医生龙子雯，离开上海前往西藏日喀则进行为期3年的医疗援助。他是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胃外科主任医师，到日喀则市人民医院先后担任院长助理、副院长和医务科主任等职务。
记者近日采访了刚结束援藏回来不久的龙子雯。为更真实地展现被访者的经历和感受，本文以第一人称叙述。
2016年4月的一个周五下午，我接到援藏任务。医院要选派一名医生去援建日喀则市人民医院，为期3年。
3天前我女儿刚出生，领导知道我家里的情况，给我3天时间考虑。我说不用，打两个电话就行，一个给我父亲，一个给我太太。
出乎意料地，他们都表示支持。尤其是我太太，她也是医生，知道医疗援建的重要性，她说：“你是党员，组织需要你，你就应该去，孩子我能照顾。”
2016年6月18日，我登上了飞往日喀则的飞机，同行的还有22位兄弟。我们23人组成了上海第二批组团式援藏医疗队。
日喀则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。刚走下飞机的时候，脚就像踩在棉花上，没力气。同时感觉胸闷，不自觉地大口呼吸，连行李都要接机的人帮我们拎。
缺氧引发的连锁反应很多，比如头痛、失眠等。我最明显的反应是腹泻，缺氧会导致肠道痉挛，吸收能力下降。
缺氧还会带来一个很难避免的损伤——记忆力下降。有一次，我从西藏回上海处理公务，在单位走廊上碰到很熟悉的同事，竟然一下子叫不出名字，只能傻乎乎地冲人家笑。
为了应对缺氧，我们23个人做了一个“对比试验”。以我为代表的一派觉得，应该加强锻炼，增强抵抗力，所以我们开始跑步、骑车，也尽可能少吸氧。另一派认为，应该采用“龟息疗法”，能不动就不动。
3个月后，我们做了一次体检。结果，身体各项指标最好的，是一个跟我很要好的队员。他是怎么做的呢？他在房子里摆了50盆绿植，氧气管布到各个角落，平时在医院，也尽可能吸氧。
那次之后，我认怂了，我这一派全体采用“龟息疗法”。我们甚至还制订了内部小守则，比如禁止跑步，以慢走为主;晚上睡觉要吸氧;心跳一旦高于160，要马上报告;出现感冒症状，马上吃药……所有人都配了至少七八种药，每天早起第一件事，就是吃一大把药。
每年都有援藏干部和在藏干部因高原反应而殉职，我们一方面为所有人做好医疗保障，一方面也要保护好自己。
生存环境恶劣，医疗救治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。
我们刚去西藏的时候，感觉那里的医疗技术比上海落后很多。举个例子，西藏的小孩得了尿路结石，有的孩子送过来时，整个肾脏都被石头填满了。
这个病在上海非常好治，做一个微创手术激光碎石就行。但在西藏，他们采用的是开大刀，划一个15厘米的口子，把石头一次性取出来，再进行缝合。手术后没有十天半个月，很难恢复。
我们从医院的仓库里翻出一台全新的弹道碎石机，是内地援建捐赠的，但他们不知道怎么用。弹道碎石相当于腹腔镜手术的前一代，但比开刀好太多了。划一个2厘米的口子，弹道打进去，通过气压把石头震碎，小便的时候排出来。手术做完当天，小孩就能下床，家长高兴坏了。
医疗管理水平則是落后的另一面。我们建了一个胸痛中心，专门应对心梗急救，这在上海已经很普遍了，从患者进医院到打通血管，放好支架，基本可以做到及时有效地完成。
而2017年年底，医院胸痛中心接到第一例急救患者，从患者送到医院，再到送进手术室打通血管，放好支架，竟然花了5个小时。而急性心梗救治中有“120分钟黄金救治时间”的说法：如果在120分钟内手术，绝大部分心肌可免于坏死;如果救治时间拖得太久，即便暂时活下来，生命质量也会大大降低。
为什么？流程有问题。医护配合和技术配合还不到位，病人进来了，所有的医生护士一拥而上，血样没有及时送到心内科医生手上，放射科的机器没有提前开启，手术室的器械没有人准备，等等。
我们用了大半年打磨这些流程细节，把抢救时间从5小时缩短到1个多小时。目前他们从急诊室到手术室的时间已经能缩短到40分钟。
尽管西藏的医疗服务水平不如华东地区，病人却是出奇的友好。
我除了临床工作，还兼着医务科的管理。说白了，就是处理医患矛盾。到医院的头几天，我专门调看了过去几年的医患纠纷记录。结果大吃一惊，一年连10起都不到。
我想，这可能与当地人的信仰有关。他们天生就有一种与人为善的信仰，所以，来看病的时候很听医生的话，会全力配合医生。
大概3个月后，我亲身体会到了这种医患关系带来的感动。一天半夜，附近发生一起严重的车祸，医院里一下子送来了十几个伤者，都是大出血，情况很危急。
我们23个人都第一时间赶到医院，迅速开了3间手术室，开胸的开胸，开颅的开颅，伤情稍轻的先做止血处理。通宵忙下来，虽然尽了最大努力，还是有3个人没救回来。出了手术室，正想通知家属准备后事，突然，一大片人跪了下来，给我们磕头。
我当时以为他们是在求我们再努力救一救，旁边的藏族医生告诉我，他们是在感谢我们。我一下子怔住了，病人没有救回来，家属却下跪向医生表达感谢——这是我从医近10年来，从来没有碰到过的事情。
在日喀则3年，最能写在我们功劳簿上的，是成功帮助医院升级为三甲医院。
当时，中组部给上海布置的一个重要任务，就是用3年时间，帮助日喀则市人民医院通过三甲评审。
我们拿三甲医院的600多条标准逐一比对，得出的结论是，日喀则市人民医院最多只能算是二乙水平。但任务已经布置下来了，只能干！
一开始部分领导对于三甲医院其实有点误解，认为只要房子造起来，设备进去，人员进去，就创建起来了。我们反复沟通，强调这只是基础，最重要的是流程规范，管理水平、科研能力等都必须达到相应的标准。
2017年整整一年，我们的压力全在“创三甲”上。
首要任务是提高医疗水平。过去，这里的医生也会外出进修，一去就是一年，回来什么都会一点，但什么都不精。我们改变了这个模式，把进修期缩短到3个月，每个人出去的目的性都很明确。比如你出去是学腹腔镜手术的，那你就在对方医院跟着最好的医生学，3个月后回来，你就应该是腹腔镜手术方面的专家。
医生本来就少，能出去进修的更是少数。我们就想了另外一招——在日喀则办医学论坛。前后一共办了5届，每一届都由我们出面邀请两三百名专家，再办20多个分论坛，一办就是一个月。
新技术学到手了，还要检验成效。从2016年9月开始，我召集所有科室的主任，开月度医疗点评会，拿14张表格、100多项数据来考核他们。第一次开会的时候，我把所有科室批评了个遍，全场鸦雀无声。后来院长告诉我，这些科室主任都蒙了，他们不理解我为什么要这么干。
会开完以后，我们拿着数据一个个科室找过去，给他们提供解决方案。第二次开会的时候，等我讲完话，所有主任都在鼓掌，因为他们知道，指出问题是为他们好。现在他们都学会了这套流程，每个月自己开会，不需要我来牵头。
通过各种努力，这里的医疗服务水平明显提高，一年门诊量达到20万人次，而日喀则城区常住人口还不到15万。手术量从过去的3000多台增加到7000多台，患者平均住院时间从14天降到10天，这在整个西部地区都很少见。后来，拉萨的好多病人都跑到日喀则看病，拉萨发往日喀则的火车也从一天一班增加到了一天三班。
2017年11月底，“大考”来临。由15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权威专家组成的评审组，经过3天考察，打出了高分。尽管卫健委还没有正式宣布，但我们心里有数，“创三甲”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，已经完成了。
知道分数后，我们的藏族医生齐刷刷地跑到医院前面的空地上，手拉手跳起了锅庄舞。护士长走过来，和我们挨个拥抱，最后自己跑去蹲在一个角落里抱头痛哭。也是从那一天开始，我们援藏的23个兄弟，有一半人病倒了，包括我在内，大家过了将近两周才慢慢恢复过来。
2019年7月21日，我结束了3年的援藏任务。几个同行的兄弟都成了很好的朋友。
有一回，一个兄弟借着酒劲告诉我，家人和同事都以为他去西藏纯粹是援助别人，其实并不是，他自己获得的更多，不管是能力、心态，还是坚定的信仰。这句话，在座的所有人都感同身受。
与大家分享援藏感受的同时，也有一件很遗憾的事让我不能释怀。
医院有一个18岁的藏族小姑娘，家境很不好，兄弟姐妹多，父亲很早就去世了。她争取到一个扶贫岗位，在医院里做清洁工，补贴家用。
2018年，她突然肝出血。一开始医生判断是包虫病，但手术时发现是肝癌。我们马上给她做了二期手术，切得很干净。小姑娘没休养多久，就想回来继续工作，因为家里实在是穷得揭不开锅。我们拗不过她，给她安排了比较清闲的电梯工岗位。同时，我们建议她做肝静脉化疗，并帮她联系了华西医院。
遗憾的是，因为经济条件不允许，她自己又缺乏认知，就一直拖着。2019年2月，她的肝癌爆发性复发，肿瘤扩散，即便她表现出了很强的求生意志，也为时已晚，不到一个月，人就没了。
我反复回想这件事，觉得还有很多事情需要我们去做。我们一直说西藏的肿瘤发病率不高，其实不是，而是很多肿瘤患者被漏诊了，漏诊的原因是对肿瘤预防和治疗的普及度不高。所以，今年我向西藏大学提出申请，要开一门肿瘤学的课。另外，我还申请要带肿瘤学的研究生，近期就准备去落实这件事情。
我很感谢我的太太，她非常支持我的决定。她说，援藏3年，眼睁睁看着我減掉了30多斤体重，简直是喜出望外，她觉得我还有减肥的空间。
（去日留痕摘自微信公众号“八点健闻”，刘程民图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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